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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去世

   著名翻译家、《红楼梦》英译本作者、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杨宪益23日在北京煤炭总医院逝世,享年95岁。他24岁留洋英国,娶了一位英国太太,共同翻译了《红楼梦》。

  □人物简介

  著名翻译家、《红楼梦》英译本作者、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杨宪益23日在北京煤炭总医院逝世,享年95岁。

  杨宪益1915年生于天津。1934年从天津英国教会学校新学书院毕业后到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1940年回国任重庆大学副教授。1941年至1942年任贵州贵阳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1942年至1943年任成都光华大学教授,1943年后在重庆北碚及南京任编译馆编纂。

  自1953年起,杨宪益任外文出版社翻译专家,与夫人戴乃迭翻译了中国古典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及《离骚》《资治通鉴》《长生殿》《牡丹亭》《唐宋诗歌文选》等经典作品。

  上世纪60年代初,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开始翻译《红楼梦》,最终于1974年完成并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该三卷本《红楼梦》在国外皆获好评,有着广泛影响,与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译名《石头记》)一并,被誉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英译本。1993年,杨宪益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82年,杨宪益发起并主持了旨在弥补西方对中国文学了解空白的“熊猫丛书”系列,重新打开了中国文学对外沟通窗口。这套丛书里,既有《诗经》《聊斋志异》《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等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也收录了《芙蓉镇》《沉重的翅膀》以及巴金、沈从文、孙犁、新凤霞、王蒙等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24岁译《离骚》惊动周恩来

  23日下午,居住南京的杨宪益先生的小妹杨苡女士对记者说,杨宪益患的是颈淋巴癌,不久前曾治疗过,这次又复发,但已经晚了。

  杨宪益从幼年起就不是一个用功读书的人,在留学英国牛津时,干尽调皮捣蛋的事,但他的文采和聪慧在牛津却有口皆碑。出于好玩,他一口气把《离骚》翻译了出来,译作充满了嘲讽与夸张。这一年,他24岁。“我始终认为《离骚》的真正作者不是屈原,而是比他晚几个世纪的汉代淮南王刘安。”他认为,既然原作都是赝品,译作就更可以天马行空了。1953年,杨宪益跟一群科学家、艺术家一起接受毛主席接见。周恩来特别介绍:这是一位翻译家,已经把《离骚》译成了英文。毛主席握了握他的手说:“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嗯?”

  和夫人一起翻译《红楼梦》

  “毛主席当时的意思是《离骚》应该翻不了,我哥哥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翻。”杨苡听哥哥讲过,并不喜欢《红楼梦》,但还是硬着头皮和夫人一起把它翻译了出来。

  杨先生的夫人戴乃迭是英国人。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杨宪益、戴乃迭联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中国古典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老残游记》,以及全本《儒林外史》《红楼梦》,达百余种。戴乃迭的母亲曾对她说:“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但戴乃迭没有后悔,她说:“爱上了中国文化,才嫁给了杨宪益。”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去世,杨宪益也停止了翻译工作。

  最后的“士大夫”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瞬间席卷全国。1968年4月,美籍犹太人爱泼斯坦和他的英国籍妻子被捕入狱。不到一个月,就轮到了杨宪益和他的英国妻子。1972年春天,杨宪益出狱。杨宪益出狱后不久,戴乃迭也被无罪释放了。

  早在杨戴两人结婚之前,双方的母亲就对这门婚事十分担忧,戴乃迭的母亲塞琳娜更是激烈反对,她甚至对女儿说:如果你们结婚,你们的婚姻持续不了4年,而你们将来的孩子会自杀而死。

  是诅咒还是谶语?杨宪益最疼爱的儿子杨烨,因为“文革”中受到父亲的牵连,逐渐精神分裂,在姨妈家中用汽油点火自焚。这成为一生恩爱的杨戴二人之间永恒的隔阂,戴乃迭始终认为杨宪益在儿子的叛逆期忙于政治,疏忽了孩子。“文革”结束以后,杨宪益的政治生涯得到了延续,他的学术抱负也得以施展,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跟戴乃迭继续翻译作品,还常有机会与友人聚会和旅行,写下了不少痛快淋漓的诗作。杨宪益自嘲是“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虽然不少诗歌是含讽的打油诗,但整体看来,这一段时间中,杨老先生的精神是愉快的。

  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逝去了,陪他喝酒联诗的人越来越少了。有人说,杨宪益也许是中国最后一个集“士大夫”、“洋博士”和“革命者”于一身的知识分子了。

  留英老友钱钟书欣赏他的诗

  近日,杨宪益最后一本著作《去日苦多》由青岛出版社出版。书中的文章大都以“白”为特征,平白如话。除了翻译,杨宪益写得最多的是打油诗,但他写来也并不刻意,而且随写随扔,写过算完,曾出版诗集《银翘集》。有一次他写《无题》一诗,颈联为“有烟有酒吾愿足,无党无官一身轻”,与他同时留学英国的好友钱钟书知道后,写了一封信,说他很欣赏这首诗,但“觉得‘吾愿足’和‘一身轻’对得不够工稳,建议改为‘万事足’和‘一身轻’”。他看了只是一笑,就放在一边,也忘记了回他的信,不是认为钱钟书改得不好,而是觉得工与不工,他根本就无所谓。

  帮助4000件甲骨文送交南博

  杨宪益在南京期间,曾帮助找回流落的4000余件甲骨文。那时,南京刚刚解放,西方国家措手不及,纷纷关闭大使馆。加拿大驻华使馆的代办叫朗宁,是他们夫妇的朋友,他撤离南京前,告诉杨宪益,他在收拾使馆财物时,发现一只旧木柜,内藏纸包的骨片,并刻有文字。朗宁认为这是中国文物,不能带出国,就问杨宪益怎么处理。杨宪益去看了这批文物,肯定是殷商甲骨,然后叫了一辆三轮车,送交南京博物院,曾昭燏院长专门致信感谢他,并告知这批甲骨文已交到北京研究保存。

  杨苡告诉记者,最为感动的是,“文革”后,坐牢4年的杨宪益出狱时,将一生收藏的200多件书画文物,无偿捐赠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

  □杨宪益和戴乃迭

  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

  杨宪益先生的生活和学问总是跟他的夫人戴乃迭分不开的。

  杨宪益21岁时考进了牛津大学,1940年他与英国一位传教士的女儿戴乃迭订婚,并且决定共同返回中国定居。戴乃迭原名格拉蒂丝,出生地在北京,所以她自幼就对中国、对北京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情感。她是当年杨宪益留学英伦时期的同窗挚友。由于兴趣相投,他们成了一对红尘知己。不论杨宪益、戴乃迭的生活怎样千辛万苦,他们都没有分开过。杨宪益家中有一幅戴乃迭与杨宪益的唐装婚照,照片上面书写着:“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

  晚年的戴乃迭受困于老年痴呆症,杨宪益与她寸步不离。乃迭去世以后,他作了一首诗悼念亡妻: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对话杨宪益

  “他们不是死了,就是比我病得还厉害”

  北京后海的小金丝胡同里,藏着杨宪益的家。杨宪益的一天简单到几乎没有变化,他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就是这么坐着,打发一个下午。他抽最便宜的烟卷,钟爱的酒已经被医生禁止,他鄙夷电视节目的无聊,而他的眼睛,也渐渐不能读书了。这位95岁的老人思路依然清晰,记忆力一流。

  记者(以下简称“记”):回望一生,您对命运抱何态度?

  杨宪益(以下简称“杨”):我无所谓,我不信命运这些东西。不过大家都说,算命的还算得有点道理:我幼年丧父,我儿子后来也去世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丁,所以在香港他们把我的一个自传叫《白虎星照命》。

  记:在您的自传里,算命先生出现了不止一次。你骑着阿拉伯马在埃及沙漠夜游的时候,有一个会算命的向导凭你在他掌心里做的记号道出了你的未来。他说:“在大西洋有一位美丽的金发少女正在为你憔悴,你们尚未相遇,但不久将会见面。”这和您后来的经历很相似。

  杨:对,这事就发生在我认识我爱人之前一两年。很奇妙,但我还是不相信命。

  记:乃迭这个名字很美,这个中文名字是怎么来的?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杨:那是我翻译的,就是简单的音译。她名字叫Gladys,把它翻成中文,就变成乃迭了,没什么特别含义。我从小是冷冷清清一个人,家里只有我一个男孩。乃迭,就是希望家里人多一点,热闹、兴旺一点。

  记:说说《红楼梦》吧,跟《离骚》可不可翻的问题一样,《红楼梦》翻成另外一种语言,可能难度也很大吧?里面那些多谐音的伏笔、暗示、隐喻……

  杨:也有可以解决的,在英语里找到相对应的,能翻译的就翻译,解决不了的就加一个注解。当然,能解决得了的只是少数。毛主席当时的意思是《离骚》应该翻不了,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翻。

  记:您妹妹说:“我哥哥最高兴的事,就是别人说没有戴乃迭他翻不了那么好。”是这样吗?乃迭对于您的翻译事业帮助非常大是吗?

  杨:我说这个是因为她的英文应该是比我好,毕竟她是英国人,小时候在中学也是一个好学生,从小就读了许多莎士比亚。我刚刚开始中翻英的时候,那时她的中文还不行。我就先翻译初稿,她给我改改,加加工。我们两个人在翻译上的合作都是这个样子,后来一直都是这个模式。以后她的中文也可以了,有时候她自己一个人翻译,我就看一看有没有错误。

  记:戴乃迭的性格是怎样的?你们俩一辈子都很默契?

  杨:我们两个人从没有因为什么问题红过脸。不过,我儿子去世以后我们俩都很悲伤。她的身体、心情就一下子恶化了。

  记: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都有一些相似的经历,比如蹲监狱、扫厕所、游街……您的朋友梁宗岱、钱钟书、杨绛等都有过类似经历。

  杨:我算运气比较好的。我被关了4年,可是我那4年还比较舒服,跟我蹲一间牢房的有三十几个人,都跟我关系很好,管我们的人也算客气,平时没有打骂。幸亏我被关起来了,在外面可能受冲击更大,有人被打了,有人死了,我很多同事都是这样——— 我如果不是坐牢,也许就死了。

  记:所以您入狱前精神压力比较大,那段时间好像有点分裂的先兆反应,比如幻听和幻觉,到了监狱里倒没有了。

  杨:没有进监狱以前状态是不大好的,(对“文革”的事情)比较有情绪。比如说,过去我很佩服周恩来,见过几面,一直很欣赏他。可是我在被关以前,有人请我去吃饭,看一个什么节目,我带着乃迭和孩子一起去的,我们坐的地方正好在周恩来后面。当时他想要跟我打招呼,结果呢,我硬把头转过去了,不理他,跟他也没有招呼,假装不认识他。后来想想,挺后悔的,周恩来其实一直对我们很好的。

  记:您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状态?每天都做些什么?

  杨:现在生活没有什么事情,早上起来看看电视。看完电视,有的时候,朋友来了,我们说两句话。从前的朋友多半都是和我岁数差不多大。后来我认识了年纪比我轻一些的,黄永玉我们也认识,关系还好,他给我画过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不收藏,我的东西丢得很厉害。这副对联“自古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是王世襄写给我的,他是我大妹妹杨敏如的同学。

  (沉默片刻)我的朋友现在也少了,都走了。朋友像我这个年龄的,不是死了,就是病得比我还厉害,很少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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